"边际替代"的理念，强调的是选择做出的临界时刻。

但在地方，由于政法委书记身兼常委，重大事项和重大案件向党委请示，一部分是提交党委常委会集体讨论，还有一部分是报请政法委书记批示。社会形势越严峻，政法委员会组织与协调公检法的事务就越多，政法委员会对公安权力的倚重就越大，公检法联合办案现象就越普遍。

1951年，彭真代表政治法律委员会在政务院第八十四次政务会议上做报告时提出，该年工作任务中的第一项工作就是： 加强政权建设。[6]实际上，政法委员会只不过是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一环，尽管是重要的一环，但并非全部。案件协调，包括专案组的做法，实际上还是来自于过去公检法联合办公的传统。于是在1997年的《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实施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几个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通知》）中规定： 一、关于审判法庭席位设置问题。各级政法委员会是各级党委领导政法工作的助手、参谋。

而且公安机关权力很大，例如，还被赋予权力可以不经审判，直接对当事人实行劳动教养，限制人身自由。在1956年国务院体制会议《关于政法工作的体制问题方案（草稿）》中，就提到关于加强法制监督方面的一些意见，并要求坚决贯彻侦查、起诉、审判分工的原则，从组织上保证他们各自职能和相互制约作用的充分发挥，加强各级党委对三机关的领导，研究、调整三机关的工作关系，改进对这些机关进行监督的具体办法。[7]在经济发展、国家兴衰方面，制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这种跨法学经济学的研究，以及数理工具和案例分析的运用，无疑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开拓性工作。市场是完全竞争的，理性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厂商），都在自觉地遵循市场机制的要求，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费者将取得最大的效用满足，厂商将实现最大的利润，从而社会的福利达到最优。这些制度变迁，包括惯例、规范和法律，其发生最初是个人行为模式变化的无意结果，但它们终将推动审慎的、主要是政府的法律修改和重组过程。在凡勃伦看来，这种渊源于神学的观点是形而上学的。

米契尔则是经验统计学派的代表，他以统计分析为基本方法，主张把制度研究建立在经验统计的基础上。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将制度因素作为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即制度是土地、劳动和资本这些生产要素得以发挥功能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从而制度对经济行为影响的有关分析应该处于经济学研究的核心的地位。

这种审时度势的状态实际上常常暴露体制和程序的不合理性和非法性。制度是组织构造的结构模式，有些学者甚至把制度等同于社会组织。注释： [1][2]参见[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 1962年版，第87页，第107页。他们认为个人不能脱离一种特定的文化而存在，制度和文化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起着很大的作用，只有在这种独特的文化整体中，才产生了信念、价值和个人行动，并被赋予意义。

新制度经济学家一般认为，制度是对人和组织行为的规范，它是人和组织为适应环境、合理配置资源、实现目标最大化的必要手段。因此，他们必然达成一种实际可行的协议，并且既然这种协议不是完全可能自愿地做到，就总有某种形式的集体强制（法律的、同行业的和伦理的）来判断纠纷。既有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方面的制度，也把道德意识形态等纳入了制度范畴。稀缺当然是经济学家考虑资源有效利用的基础。

当然制度非均衡并不必然会引发制度变迁，由于条件的制约，这种非均衡有时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术语老并不意味着该传统没有生命力、垂死或过时，它只是指持续的、集中关注制度问题的较为悠久的传统。

[14] 康芒斯从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法学解释观点出发，把经济关系的本质归结为法律上所有权的交易。对法律的经济分析不是要解释法规的历史，而是要预测它们的经济后果。

国家进行制度创新不是简单地由获利机会促使的，这类制度创新通过国家的强制力短期内快速完成，可以降低变迁的成本，具有强制性、规范性，制度化水平高。在法律经济学产生之前，法学研究一般是定性的。制度经济学，换个说法，就是所有权经济学。人类从最原始的社会状态演变到最发达的状态都对自己施加了一些制约，以便给出一个与他人发生关系的结构。我们基本上处于审时度势的状态。在科斯开创了交易成本和产权的研究领域后，大批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循着他的思路，将交易成本概念用于诸如产权经济学、交易成本经济学、新经济史学、产业组织学、法律经济学等一些新的研究领域手中，使交易成本概念逐渐地被一般化。

交易成本对新制度经济学之所以重要，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家只有掌握了交易成本这个分析工具才能够第一次真正地用经济学方法来研究制度的运行与演变，从而使他们与凡勃伦至卡拉布雷西的制度学派社会的、心理的、伦理的等分析方法区别开来。效率是经济学所要研究的一个中心问题，也许是唯一的中心问题。

科斯毕生从事法学和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以期改变经济学家们分析问题的方法，并最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外部环境的变化发展，一方面会使原来的制度安排变得无效、并非最佳或制度短缺，另一方面会改变可供选择的制度结构的制度选择范围。

这从近年来新制度经济学家屡获诺贝尔经济学奖、该理论形成世界学术风潮中可以清楚看到。凡勃伦还认为以往经济学的一个根本就是把寻求不变的自然规律作为自己研究的目的，并假定一个正常状态的存在。

法律的实证经济分析是以经济学常用的方法（如微观经济学中的代数或几何）对法律进行定量分析。制度系统有助于配给经济利益和经济负担，如果配给成功的话，就能产生一种切实可行的相互性，即使达不到和谐，也没有了冲突。法律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大势所趋。[24]转引自《政治与法律》2000年第2期，第26页，吴杰：《民事诉讼机制改革与完善的法律经济分析》。

它意味着现行制度结构中出现了制度的不均衡和失效的或欠妥的制度安排，通过制度创新，可获得原有制度结构中无法得到的利益。然而，重要的是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历史上围绕该控制的斗争导致了代议制民主及政党政治制度的逐步演化。

康芒斯之所以如此重视所有权的转移问题，是由于他认为，所有权是经济活动的基础，不先取得合法的控制权，生产和消费就不能进行。有时候凡是动的不是静的东西、或是讲程序不讲商品、或是讲活动不讲感觉、讲管理不讲平衡、讲控制不讲放任的东西，似乎就是制度经济学……如果我们要找出一种普遍的原则，适用于一切所谓属于制度的行为，我们可以把制度解释为集体行动控制个体行动。

诸如最大化、均衡和效率之类的经济概念是解释社会，尤其是解释理性的人们对法律规则的反应行为的基本范畴。合理与理性之间的区别是哲学上的一个著名论题。

它把经济关系归结为法律形式的总和，强调法律制度、法律结构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和作用。反之，信息越不充分，交易成本越大。新制度经济学家与不习惯于分析被约束选择的旧制度经济学家不同，新制度经济学家精通现代经济理论，并且能够经常地运用它。它规定集体选择条件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制定规则的规则。

我们通常讲的新制度经济学主要是指以科斯为代表的新制度经济学。这一观点跟新制度经济学中制度作用的观点有很多共同之处，但像凡勃伦一样，康芒斯没有对制度如何从个人行为演进作过任何详细的分析。

法院考虑经济效率，但它们的合理性标准也包括意识形态成分，并受到判例及法官习惯性假定的约束。宪法秩序就是第一类制度。

它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为我们认识和评价法律提供了新的观念、新的视角，更重要的是它使法律成为一种活生生的社会工程，把法律和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某些最基本方面联系在一起，并提供了一把新的打开法律社会工程之门的钥匙。从法律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看，法律经济学实际上是走了一条制度主义路线。